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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到站时，天刚蒙蒙亮。
我拎着旧皮箱，站在陌生的站台上。
没有人接我。
也没有人知道，我刚刚丢下了一个“尸骨未寒”的儿子和一个被调查的丈夫。
可我第一次觉得，呼吸是自由的。
南方机械配件厂比原来的厂子小，财务室也只有两张桌子。
赵厂长翻完我的调职材料，有些为难。
“你原单位说手续还没走完，只能先试用。”
“工资也只能按临时工算。”
我点头。
“能活就行。”
他推来一摞账本，让我核对上个月的采购支出。
不到中午，我便圈出三笔重复报销。
赵厂长盯着数字看了半晌，态度终于缓和。
“宿舍钥匙先给你。”
那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。
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窗外正对着锅炉房。
可当我关上门，把钥匙握进掌心时，眼睛还是酸了一下。
结婚以来，这是第一扇只由我决定开关的门。
下午，我去邮电所给周师傅打电话。
电话接通后，他先问我是否平安，随后压低了声音。
“检察院收到材料了。”
“今天一早，调查组就封了财务科和仓库。”
我握紧话筒。
“原始账目呢？”
“来不及动。”
周师傅冷笑一声。
“沉舟正在台上作先进部报告，当着全厂人的面被叫了下来。”
与此同时，陆沉舟坐在厂办接受询问。
他一口咬定，是我因为儿子出事精神失常，故意伪造材料报复他。
直到调查人员将银行底单放在桌上。
每一笔汇款期、金额和收款人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陆沉舟脸上的悲痛终于裂开。
“这不可能。”
他烧掉的蓝皮账簿里，本没有这些原始凭证。
调查人员盯着他。
“陆沉舟，你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厂里的维修款，会转进沈玉兰的私人账户？”
电话里，周师傅说到这里，忽然停了停。
“晚棠，沉舟已经知道你走了。”
“他放话说，就算追到南方，也要让你回去撤案。”
我望着玻璃窗里自己的倒影。
“师父，他追不上我了。”
这一次，不是路太远。
是我再也不会停下来等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