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第2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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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光喊冤没用，街道要看具体的本子。”顾砚川拉过一把椅子，在工会门口的台阶上坐下。
我捏着那张盖着街道办红章的通知，手指还在微微发抖。
“街道办怎么会管我们厂里的事？”我抬头看他。
顾砚川从兜里摸出一烟，没点，只是夹在手指间把玩。
“我把那张阻燃线的采购单交到街道消防科了。”他语气平淡，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“消防科科长是我以前在部队的老班长。”
我愣住了。
在这个年代，越级反映问题是要担大风险的，更何况他还是个正式工。
“顾师傅，你这......”
“别想多了。”顾砚川打断我，“我只是不想哪天真起了火，酿成无法挽回的惨剧。”
他站起身，拍了拍裤腿上的灰。
“明早八点，带上你的账本和方案，别掉链子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马秀兰和赵桂芳，准时坐在了街道办的会议室里。
街道办的王主任是个雷厉风行的中年女人，她翻了翻我提交的方案，眉头微微皱起。
“沈春禾同志，你的方案写得挺详细，但场地呢？厂里现在把托儿所封了，你们打算在哪办？”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把另一份手绘的草图推了过去。
“用厂里废弃的职工阅览室。”我指着图纸，“那地方已经空了三年了，只要稍微打扫一下，隔出两间房，足够容纳二十个孩子。”
王主任看了看图纸，又看了看我。
“安全责任谁负？出了事算谁的？”
“我们女工自己负责。”我拿出一份已经签满名字的协议书，“这是十五个孩子家长的联名签字，我们自愿结成互助社，盈亏自负，风险共担。”
王主任盯着那份协议书看了很久，最后点了点头。
“好，街道给你们备案。但消防和卫生必须过关，否则随时取缔。”
拿到备案回执的那一刻，我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。
下午，我带着几个轮休的女工，砸开了阅览室门上的锈锁。
屋里全是蜘蛛网和破烂的旧报纸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。
“大家加把劲，今晚必须把屋子清理出来！”我挽起袖子，拿起扫帚。
赵桂芳带着针线笸箩，坐在角落里缝补那些从家里带来的旧被褥。
马秀兰拿着个小本子，挨个登记家长送来的口粮和煤球。
何素梅是个热心肠，她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，跑去附近的菜站，跟站长磨了半天嘴皮子，争取到了每天剩菜叶子的平价供应。
大家都没闲着，谁也不觉得累，因为这是在给自己盖一个能遮风挡雨的窝。
天快黑的时候，周福成背着手，带着赵主任晃悠到了阅览室门口。
看着屋里热火朝天的景象，周福成冷笑了一声。
“沈春禾，你胆子不小啊，敢私占厂里的房子。”
我停下手里的活，直起腰看他。
“周厂长，这阅览室空了三年，是闲置资产。我们现在是利用闲置资产解决女工的后顾之忧，符合国家提倡的互助精神。”
我把街道办的备案回执在他面前晃了晃。
周福成的脸色变了变，随即哼了一声。
“赵主任，去贴个通知。”他转头吩咐，“就说这地方是职工私自占用的，出了任何安全事故，厂里概不负责！”
赵主任赶紧掏出浆糊，把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白纸拍在门框上。
我连看都没看那张纸一眼。
“随便贴。”我拿起抹布继续擦玻璃，“只要你不来锁门，你贴满墙我都管不着。”
周福成讨了个没趣，冷着脸走了。
晚上九点多，顾砚川拎着工具箱来了。
他没多说话，直接踩着梯子开始重新走线。
旧的黑胶布被剥下来，换上了新的阻燃线。他又在煤炉外面焊了一个铁丝网罩，把活动区和火源彻底隔开。
“顾师傅，这线和铁丝网的钱，我先给你记在账上。”马秀兰拿着本子走过来。
顾砚川从梯子上下来，擦了擦手上的灰。
“钱不急。”他看着我，“安全验收我负责，但账目和经营，你得盯死，一分钱不能错。”
我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第二天一早，临时托育点正式开门。
十二个孩子被家长送了过来，屋里顿时热闹起来。
我拿着名册挨个点名，点到最后一个名字时，愣住了。
“周子明。”
一个穿着的确良小衬衫、白白胖胖的男孩站在角落里，正吸溜着鼻涕。
送他来的不是他家里人，而是车间里的女工李姐。
李姐尴尬地搓着手，不敢看我。
“这孩子叫周子明，是周厂长的外孙。”马秀兰凑到我耳边，压低了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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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家笑一下，展现一下咱们厂女工克服困难的风貌。”宣传事举着挂着红绸子的海鸥相机，大声吆喝着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周福成带着几个厂办的人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托育点。
他今天特意换了一身笔挺的藏青色中山装，头发梳得溜光水滑，脸上挂着那种常在大会上出现的慈祥笑容。
“沈春禾同志，你们这个互助点办得不错嘛。”周福成背着手，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假惺惺地点了点头，“厂里也是考虑到女工的实际困难，才特批了这个场地给你们用。”
我冷眼看着他表演，手里给孩子喂饭的勺子没停。
昨天还贴通知撇清关系，今天看托育点办起来了，就跑来摘桃子。
“来，小沈，你站到那个写着‘互助托育’的牌子下面，我跟孩子们合个影。”周福成招了招手，示意宣传事准备拍照。
他这是要把托育点写进他的“关心女工、盘活资产”的改革报告里。
我放下碗，擦了擦手，走到他面前。
“周厂长，拍照可以，但有件事得先说清楚。”我提高音量，确保屋里所有家长都能听见。
“厂里到现在为止，没给我们拨过一分钱经费，连这屋里的扫帚都是女工自己凑钱买的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“这照片要是登在厂报上，底下的字得写明白，这是女工自费办的，不是厂里出资的。”
周福成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
“沈春禾，你别不识抬举。”他压低声音，咬牙切齿地说，“场地是厂里的，我说是厂里办的，就是厂里办的。”
“那行，这照片我不拍了。”我转身就走。
“你！”周福成气得脸上的肥肉直哆嗦。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强压下火气，转头看向角落里正在玩积木的周子明。
“子明，过来，姥爷抱。”他换上一副笑脸。
周子明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继续搭他的积木。
周福成有些尴尬地收回手，转头看向我，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傲慢。
“子明在你们这，也算给你们长脸了。以后他的管理费和伙食费，就免了吧，从厂里的账上走。”
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看着他。
“周厂长，我们这是互助社，不是厂里的福利机构。”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记账的小本子，“规矩是大家定的，每个孩子每月十块钱管理费，伙食费另算。交不起的，可以用缝补、清洁抵扣工时。”
我顿了顿，声音清脆响亮。
“厂长要是交不起这十块钱，也可以让家属来这帮忙洗洗碗、扫扫地。”
屋里顿时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
几个家长捂着嘴偷偷笑了起来。
周福成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指着我的手直哆嗦。
“沈春禾，你反了天了！你信不信我明天就收回这间屋子！”
“街道办的备案回执在这。”我指了指墙上贴着的复印件，“你要收回屋子，先去跟街道办解释，为什么阻挠女工互助自救。”
周福成死死盯着我，口剧烈起伏。
他知道自己理亏，更知道现在强行关停托育点会引起众怒。
“好，好得很！”他猛地一甩袖子，“我倒要看看，你们这几个女人能折腾出什么名堂来！”
说完，他带着宣传事气急败坏地走了。
周子明突然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，把手里的积木扔了一地。
我走过去，没有因为他是周福成的外孙就特殊对待，而是按着平常的规矩，让他自己把积木捡起来。
下午，何素梅骑着那辆破自行车，风风火火地冲进托育点。
她脑门上全是汗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。
“春禾，大活儿！”何素梅喘着粗气，把信封拍在桌上。
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县服装厂的加工单和几张布料小样。
“县服装厂有一批工作服的零活，他们厂里忙不过来，想外包出去。”何素梅灌了一大口凉白开，“我托了老乡的关系，把这活儿揽下来了。”
赵桂芳闻言，眼睛一亮，赶紧凑过来看布料。
“这料子厚实，好缝。一件给多少工钱？”
“一件两毛五。”何素梅竖起两手指，“一共五百件。”
屋里的女工们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五百件，那就是一百二十五块钱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。
“不过......”何素梅脸上的兴奋退了下去，咬了咬牙，“这活儿能接，但七天内必须交出样衣，还不能耽误咱们厂里的正常上班。”
7
“光靠托育费，咱们撑不过三个月。”马秀兰扒拉着算盘珠子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
夜里十点，托育点的孩子都睡熟了。
一盏昏黄的白炽灯下，我和马秀兰、赵桂芳、何素梅围坐在小木桌旁算账。
“每天的菜金、煤球、水电，还有给大家抵扣工时的钱，十块钱本不够填窟窿。”马秀兰把账本推到我面前，“更别说还要买缝纫机线和机油做服装厂的活儿。”
我看着账本上刺眼的红字，揉了揉发胀的太阳。
“开源节流。”我手指敲着桌面，“托育点必须增加进项。从明天起，咱们办夜班食堂。”
“夜班食堂？”何素梅愣住了。
“厂里上夜班的女工有上百号人，厂食堂晚上只供应冷馒头和咸菜。”我看着她们，“咱们熬点热粥，蒸点包子，按加一分钱卖，既能解决女工吃饭问题，也能给社补点血。”
大家对视了一眼，都点了点头。
第二天，我们在阅览室外面搭了个简易的棚子，盘了两个大煤炉。
主食用厂里正常购买的平价粮，菜品就是最简单的白菜土豆。
第一天夜班，热腾腾的包子和棒子面粥刚端出来，就围满了下夜班的女工。
“春禾，给我拿两个肉包子！”
“我要一碗粥，多盛点稠的！”
看着大家冻得发红的脸在热气中舒展开，我心里一阵踏实。
可这踏实没维持几天，麻烦就找上门了。
这天中午，我正准备生火做饭，发现墙角的煤球堆见底了。
“何姐，昨天不是去煤站订了五百斤煤球吗？怎么还没送来？”我问。
何素梅急匆匆从外面跑进来，脸色铁青。
“别提了！煤站站长说，周厂长打过招呼，厂里正在核查燃料消耗，咱们托育点的煤球暂时停供。”
我心里一阵冷笑。
周福成这是看我们食堂办得红火，眼红了，想从燃料上卡死我们。
“没煤球怎么做饭？晚上的粥还熬不熬了？”赵桂芳急得直搓手。
“熬！”我咬了咬牙，“去捡柴火，去废料堆找碎木头，活人还能被尿憋死？”
几个女工二话不说，拿着麻袋就去厂区后面的废料堆捡木头。
晚上，我们用废木头生火，虽然烟大得呛人，但粥还是准时熬出来了。
可就在大家排队打饭的时候，出事了。
“哎哟！”一个女工突然捂着嘴叫了一声，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，“这饭里有沙子！硌掉我半颗牙！”
人群顿时炸了锅。
“我这碗里也有黑渣子！”
“这怎么吃啊？沈春禾，你们为了挣钱也不能拿这种东西糊弄人吧？”
几个平时就爱挑刺的女工立刻把碗重重地磕在桌上，大声嚷嚷起来。
我心里一沉，赶紧走过去查看。
粥底确实沉着一些黑色的煤渣。
是用废木头生火时，火星子卷着煤渣掉进锅里了。
“大家静一静！”马秀兰突然大喊一声，从厨房里端出一个大铁盆，里面装满了清水。
她没有急着争辩，而是把那几碗带煤渣的粥倒进盆里，煤渣立刻沉了底。
“各位姐妹，对不住了。”马秀兰深深鞠了一躬，“今天煤站断了我们的供，大家是用废木头烧的火，筛网破了没发现，这才混了煤渣。”
她转头看向我：“春禾，今天的饭钱，全退！”
我立刻点头：“退！凡是吃到煤渣的，不仅退钱，明天免费补偿一顿！”
女工们看着马秀兰通红的眼眶，再看看我们被烟熏得乌黑的脸，原本的火气顿时消了大半。
“算了算了，都不容易。”那个硌了牙的女工摆摆手，“明天记得把筛网换了就行。”
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。
第二天，街道办的卫生巡查员突然来了，说是有人举报我们无证经营食堂，卫生不达标。
不用想也知道是谁的。
巡查员板着脸，拿着本子到处挑毛病。
“这炉子离木板墙太近，有火灾隐患。还有这纱窗，破了不补，苍蝇飞进去怎么办？”
我正急得满头大汗，顾砚川拎着工具箱走了进来。
他二话不说，掏出铁皮，叮叮当当地在炉子和木墙之间钉了一层隔热层。接着又拿出新的尼龙纱窗，三两下就把破洞补好了。
“同志，防火隔离和防虫措施都已经整改完毕。”顾砚川看着巡查员，递过去一本防火记录册，“这是每天的安全检查记录，你可以核对。”
巡查员愣了一下，翻了翻记录册，挑不出毛病，只好警告了两句走了。
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感激地看了顾砚川一眼。
他没说话，只是把工具箱收拾好，转身往外走。
“七天到了！”何素梅抱着一个大包裹冲进来，满脸喜色，“样衣做出来了！”
赵桂芳的手艺没得说，五件样衣针脚细密，熨烫得平平整整。
下午，何素梅带着样衣去了县服装厂。
傍晚回来时，她虽然满脸笑容，但眼神里却透着焦急。
“县服装厂看了样衣，非常满意，决定把五百件的订单全给咱们。”何素梅把一张单子拍在桌上。
还没等大家欢呼，她咬了咬牙，说出了后半句。
“县服装厂说了，必须由周福成签字，咱们才能拿到布料。”何素梅急得直跺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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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只要你在报告上签个字，这章我就给你盖。”周福成靠在皮椅里，吐了口烟，眼神里透着拿捏一切的得意。
我看着桌上那份《关于厂属托儿所改革及女工创收的先进报告》，心里一阵恶心。
报告里，托育点、食堂、服装代工，全成了他周福成高瞻远瞩、指导有方的政绩。
“周厂长，这报告里的每一个字，都跟事实沾不上边。”我把报告推了回去，“字我不会签。”
周福成脸色一拉，把烟头狠狠摁在烟灰缸里。
“沈春禾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没有我签字，你那五百件工作服的布料一寸都拿不到。你手下那些女人指望这笔钱买米下锅，你忍心看她们白忙活？”
他这是在诛心，想用大家的生活我低头。
我没说话，转身走出了办公室。
回到托育点，女工们正眼巴巴地等着我拿布料回来开工。
看到我空着手，大家脸上的光瞬间黯了下去。
“春禾，厂长不给签字？”周兰怯生生地问，她怀里还抱着那个差点出事的孩子。
我点了点头，把周福成的条件说了一遍。
屋里陷入了死寂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一个年纪稍大的女工叹了口气：“春禾，要不......你就签了吧。咱们就是想挣点活命钱，谁当先进不一样啊？”
“是啊，我家男人病在床上，就等这笔钱抓药呢。”另一个女工也跟着附和。
她们没有错，她们只是太穷了，穷到顾不上什么尊严和骨气。
我没有发火，也没有训斥她们。
我走到马秀兰面前：“马大姐，账上还有多少活钱？”
“除去明天的买菜钱，还有三十八块。”马秀兰翻开账本。
“拿出来，给大家分了。”我平静地说。
“春禾！”何素梅急了，“这钱分了，咱们明天拿什么买煤球？”
“分。”我坚持。
马秀兰咬着牙，把毛票一张张点出来，按人头分到了大家手里。
拿着那几块钱，刚才还劝我签字的女工们，眼眶都红了，低着头不敢看我。
“姐妹们，这钱是大家这几天熬夜熬出来的。”我看着她们，“我知道大家难，但我不能签那个字。一旦签了，咱们就又成了周福成手里随时可以扔掉的抹布。今天他能拿订单我签字，明天他就能拿订单大家白活。”
我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大家放心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。县服装厂的活接不了，咱们接别的活。”
第二天，我和何素梅骑着自行车，把县城里大小服装店转了个遍。
终于，在城南的一家小服装店里，老板看中了赵桂芳做的那件样衣。
“手艺确实不错。”老板摸着料子，“不过我这庙小，给不了大单子。先给你们一百件儿童棉衣的活，一件一毛五，做好了再结账。”
钱少，还压款，但对我们来说，这是救命的稻草。
“接！”我一口答应。
一百件棉衣的料子被我们用自行车驮回了托育点。
女工们看到布料，眼睛又亮了，二话不说，踩起缝纫机就开始赶工。
可周福成显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我们。
三天后，厂工会的人突然带着几个保卫科的事闯进了托育点。
“有人举报你们盗用厂里的布料私活！”保卫科长板着脸，指着地上的棉衣料子，“这些料子哪来的？”
女工们吓坏了，纷纷停下手里的活。
“这是我们从城南服装店接的代工料子，有店老板的收据。”我拿出那张皱巴巴的收据递过去。
保卫科长看了一眼，冷笑一声：“谁知道这收据是不是伪造的？厂里上个月刚丢了一批劳动布，这料子颜色看着就眼熟。”
“那你们去查库存啊！”何素梅气不过，大声嚷嚷。
“正在查。”保卫科长一挥手，“在查清楚之前，这些布料全部没收，托育点停工！”
保卫科的人上来就要抢布料。
女工们死死护着缝纫机，眼看就要起冲突。
“等等。”
顾砚川从门外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记录册。
他把册子扔在保卫科长面前：“这是厂库房上个月的进出库记录。丢的那批劳动布，本没进过车间，直接从库房后门拉走了。”
保卫科长愣住了：“你......你怎么会有库房记录？”
顾砚川没理他，转头看向马秀兰：“马师傅，你把那张退料单拿出来。”
马秀兰浑身一震，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得四四方方的纸。
“这是上个月库房盘点时，我无意中发现的。”马秀兰声音发抖，但咬字很清晰，“那批所谓的‘丢失’布料，是被当成残次品退料了。”
她把单子展开，指着右下角。
“你看这退料单上的签字，是赵主任。”马秀兰指着单子说。
9
“光缝衣服不行，咱们得学点别的。”我把半截粉笔重重地拍在黑板上。
黑板是用一块废弃的木工板刷了黑漆临时凑合的，就挂在托育点那面有些发黄的白墙上。
底下的女工们停下手里的针线活，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。
“春禾，咱们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能学啥？”周兰怀里抱着刚睡熟的孩子，有些局促地搓着衣角。
“学记账，学裁剪，学看货单。”我指着站在一旁的马秀兰、赵桂芳和何素梅，“马大姐教算盘，赵大妈教打版，何姐教你们怎么看懂布料的经纬线。”
我看着这群被生活压得直不起腰的女人，声音放得很轻，但咬字极重。
“周福成为什么敢拿捏咱们？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咱们除了会踩缝纫机，什么都不懂，离了厂子就得饿死。”
我敲了敲黑板，“从今天起，托育点晚上开夜校。愿意学的，每天抽一个小时。学会了，咱们以后接活就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。”
屋里安静得出奇，只有煤炉子里的火苗发出轻微的噼啪声。
过了好半天，周兰咬着牙站了起来。
“我学！我不认字，但我能学打算盘。我不能让我儿子以后也像我一样，被人指着鼻子骂是累赘。”
有了一个带头的，其他女工也纷纷举手。
夜校就这么办起来了。
每天晚上九点食堂收摊后，阅览室就变成了教室。
马秀兰拿着算盘，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拨珠子；赵桂芳拿着粉笔，在旧报纸上画衣服的样板；顾砚川也被我拉来，给大家讲最基础的用电安全和灭火器用法。
大家学得很慢，但没人喊累。
可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周福成的耳朵里。
第二天中午，厂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。
“全体职工注意，现在通报一起严重违反厂纪厂规的事件。”
周福成的声音透过劣质喇叭，带着刺耳的电流声，在厂区上空回荡。
“个别女工不务正业，利用业余时间搞什么私搭乱建的夜校，严重影响了第二天的生产精力。厂里决定，取消参与夜校女工本月的加班资格，扣发当月奖金！”
车间里顿时炸了锅。
加班费和奖金，那可是大家勒紧裤腰带算计着过子的钱。
几个被点名的女工急得直掉眼泪，车间主任趁机在一旁冷嘲热讽：“早跟你们说了，跟着沈春禾瞎折腾没好下场。女人嘛，老老实实活带孩子得了，学什么文化？”
我站在车间门口，看着周兰红着眼眶把刚发下来的工资条揉成一团，心里的火腾地烧了起来。
我转身冲进工会办公室，一把扯过桌上的稿纸。
“拿笔来！”我对着跟进来的女工们喊。
“春禾，你要啥？”何素梅吓了一跳。
“联名写抗议信！”我咬着牙，在纸上写下第一行字，“加班分配是按生产任务来的，不是他周福成手里的鞭子。凭什么以莫须有的罪名扣我们的钱？”
“我签！”周兰第一个走过来，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，按上红手印。
很快，稿纸上密密麻麻签满了三十多个名字。
我拿着联名信，直接拍在了工会主席的桌子上。
“如果工会不管，我们就拿着这封信去县总工会，去妇联，去街道办！”我盯着那个快退休的老头，“我就不信，这天底下没个讲理的地方！”
工会主席看着那鲜红的手印，额头上渗出了冷汗。
就在我们和厂里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城南服装店的老板找上门了。
他看着女工们刚交上去的一百件儿童棉衣，眼睛直放光。
“这针脚，这版型，比县服装厂做得都好！”老板一拍大腿，“沈大姐，我给你们涨价！一件两毛！以后我的活，全包给你们！”
托育点里爆发出阵阵欢呼声。
那些学会了裁剪和打版的女工，第一次发现，原来自己手里的活儿，真的能换来更多的钱。
可还没等我们高兴太久，顾砚川推门走了进来，脸色阴沉得像要滴出水来。
他走到我身边，压低了声音。
“周福成把咱们的这些事，全写成了他一个人的改革政绩，明天就要去县里汇报了。”顾砚川冷着脸说。
10
“这就是咱们厂改革的新成果，女工自立自强，不给国家添麻烦。”周福成在台上讲得唾沫横飞，肥腻的脸上泛着红光。
县大礼堂里，坐满了各厂的领导和县里的事。
周福成站在麦克风前，把托育点、夜班食堂、服装代工，全都包装成了他“顶住压力、锐意改革”的伟大壮举。
底下掌声雷动。
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发黄的档案袋。
等周福成讲完，主持人刚要宣布下一个议程，我猛地站了起来，大步走向主席台。
“沈春禾！你什么？”赵主任在台下急得跳脚，想过来拉我。
我一把甩开他，径直走到麦克风前。
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
“各位领导，我是纺织厂的女工代表沈春禾。”我看着台下一双双错愕的眼睛，声音平稳，“周厂长刚才说的改革成果，确实存在。但这些，跟厂里没有半毛钱关系。”
台下顿时一片哗然。
周福成脸色煞白，指着我大吼：“保安！把这个疯女人拉下去！”
“让她说！”坐在第一排的县委副书记抬了抬手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档案袋，把里面的东西一样样摆在桌上。
“这是托育点这三个月的账本，每一笔买菜买煤的钱，都是女工们自己凑的。厂里不仅没拨过一分钱，还断了我们的煤球供应。”
“这是街道办的备案回执，证明托育点是我们女工自发组织的互助社，不是厂里的福利机构。”
我拿起那张折叠得四四方方的退料单，举得高高的。
“还有这个。周厂长口口声声说关心女工，可实际上，他指使赵主任做假账，把厂里的阻燃销款挪作他用，甚至把库房里的劳动布当成残次品退料，私下倒卖给亲戚开的服装铺！”
“你血口喷人！”周福成浑身发抖，扑过来就要抢。
顾砚川从侧门大步走上台，一把按住了周福成的手腕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早期的电线隐患维修单，放在桌上。
“我是厂里的设备维修工顾砚川。我作证，周厂长在裁撤托儿所之前，就知道电线存在重大火灾隐患，但他拒绝整改，试图把责任推给女工。”
铁证如山。
周福成瘫坐在椅子上，像一只被戳破了的皮球。
会议被迫中断。
当天下午，上级部门的调查组就进驻了纺织厂。
周福成和赵主任被当场宣布停职接受调查。
傍晚，我刚走出厂门，就看见刘建军推着那辆破自行车站在路边。
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讨好和几分尴尬。
“春禾，周福成倒了，我那转正名额肯定黄了。”他搓着手凑过来，“这几天我想明白了，咱们还是好好过子，你那个社现在挺挣钱的，以后我帮你管账......”
我看着他，就像看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。
“刘建军，我们离婚吧。”
他愣住了，随即脸色大变：“沈春禾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现在出息了，想一脚把我踹了？”
我没搭理他的歇斯底里，从包里掏出早就写好的离婚协议书，拍在他车座上。
“这几年家里的开销，我承担了一半。你妈拿走的那二十块钱，我也不要了。浅浅归我，社的账，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”
我看着他，“把字签了，给自己留点脸。”
刘建军看着我决绝的眼神，终于意识到，那个任他拿捏的沈春禾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三个月后。
厂工会正式将废弃的阅览室连同旁边的一片空地，承包给了我们的女工社。
社分成了托育、食堂、裁剪和账务四个组，每个人都按工时和技能拿钱。
再也没有人白活，再也没有人被骂是累赘。
那天傍晚，夕阳把厂区的红砖墙照得暖烘烘的。
顾砚川帮我把社的新牌匾挂上去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
他看着我，眼神很亮，没有鲜花，也没有夸张的誓言。
“沈春禾，社的账你管，家里的账我也归你管。你要是愿意，咱们搭伙过子。”
我看着他，笑了。
几年后，纺织厂的机器依旧轰鸣，但车间里再也没有躲在料车后面吃灰的孩子。
浅浅背着小书包，在托育点门口蹦蹦跳跳地扑进我怀里，清脆地喊了一声：“妈妈！”
我摸着她的头，抬头看着社牌匾上那几个大字。
“这条路，是我们自己铺出来的。”我牵着浅浅的手说。